那些因为抑郁症休学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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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千万考生家庭忙于查成绩、报志愿,或喜或忧。这些孩子被置于聚光灯下时,另一个青少年群体隐形了 —— 因抑郁而休学的青少年。他们在网络上求助、分享并组建互助群组。线上互助是他们寻求自救的方式,更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无论这种互助模式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多大程度的支持,它的存在本身就值得关注的,也是我们理解青少年的心声的入口。

 

当陷入困境的青少年习惯在陌生的同龄人中寻求帮助与慰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

以下为正文:

 

“有没有休学伙伴?”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这句话时,潘悦刚离开学校半个月,她同时附上了自己的介绍:遭到校园霸凌、患有抑郁症、高中休学。接下来的一个月,她陆续收到超过 50 条回复,绝大部分来自初高中生,有人留言了上百字的抑郁史,也有人只是回复了一个哭泣的表情,最常出现的回复则是“我也是”。

 

“我也是”所指代的是抑郁、休学,以及中学在读。

 

在小红书、B 站等学生用户活跃的社交平台里,满布着“我也是”—— 在十几岁的年纪患上抑郁症,住院,吃药,休学,感叹身边人无法理解自己,甚至试图自伤自杀。配图多是医院诊断书和一盒盒的药,也有作业本和曾经取得的奖状,更有自伤后留下伤痕的手臂。

基于社交媒体算法偏好,这类分享恐怕难以到达成年用户的页面,也使得这些帖子成了抑郁学生们的专属领地,他们在陌生的同龄人中寻找共鸣,也寻求帮助与慰藉。

 

社科调查告诉成年人,青少年抑郁成为了日趋严峻的公卫话题,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从 2000 年的估计值 18.4%,上升至 2016 年后的 26.3%;政策上试图编织起“安全网格”,从社区、学校、医院、家庭来兜住他们。然而,当他们陷入抑郁试图求助时,最先想到的不是上述的机构,不是同学和老师,甚至不是父母,而是互联网。

 

“对这一代来说,他们安全感的来源和我们已经很不一样了。”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专业心理机构“哥大姐姐”的创始人、美国纽约州执业心理治疗师江帆说,比起家人、朋友,青少年更容易向陌生的网友敞开,在网络里,他们感到安全。

 

调查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更丰满的内容——抑郁学生们每天在网络上所记录的悲喜。他们的社交媒体是一个独特的圈层,既是自我表达和互助的渠道,也是我们理解其心声的通道。

 

一、成年人的立场

 

潘悦是广西人,休学时 16 岁,如果没有患上抑郁症,那时候她应该在当地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二。成绩中上、性格内敛的她,长期受到年级里 50 多名男同学的言语欺凌。

 

去年 4、5 月开始,潘悦察觉到自己“不对劲”,在晚自习里集中不了注意力,头脑里想的都是生命和死亡,几乎每天如此。期末考试当天,她忽然什么都写不下去了,家人不同意她未考完便回家,她只能继续坐在考场里,每一科都是煎熬。她描述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所指的却并非考试,而是没有轻生,“我想着会不会考着考着,突然跳下去了。”

 

暑假过后,她想到回校又要面对那些欺负自己的同学,生出了一种“未来就死路一条”的迷茫感。母亲发现她试图割腕,带她到医院就诊,其后便是住院和办理休学。

 

“从小到大成绩都挺不错的,也没有受过欺负,一直都是平平安安,没想到自己突然得了这种病,然后又变成了不是很‘正常’的那种(人)。”在住院前,潘悦也看过一次医生,当时量表显示为重度抑郁。

 

虽然讶异于“重度”的程度,但是对于抑郁,以及患病后的“流程”,潘悦其实并不陌生。她刚察觉到自己有“不对劲”时,便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抑郁和校园欺凌,看到的大多是学生分享的经历,包括抑郁治疗和休学的过程,她看过之后,都会点赞或是留下一句加油。

 

目前初高中在读的学生大多出生于 2007 年前后,他们是熟练使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一代,大部分受访学生都表示,他们对抑郁症最初的印象和了解,便来源自网络。因此,在察觉到自己有些“抑郁”后,他们也习惯于网络搜索和求助。

 

今年 16 岁的初三学生王敏仪,在初一时确诊抑郁症,最早发病迹象是一次毫无缘由的哭泣,当时她刚写完作业,她突然坐在教室门口哭,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只是“不受控制地哭”。到了初二,这种莫名的低落感愈加强烈,她时常只想坐着或者躺着,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又会突然想用锐物划手臂。

 

“挺迷茫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个样子,可能因为出现状况,我才会去了解这个疾病,慢慢觉得自己好像确实是(患病),然后才会选择去看医生。”王敏仪回忆道。

 

从出现状态不对,到向父母提出想看医生,这段时间里,王敏仪都在独自“做功课”。她上网搜索抑郁症的症状,再与自己的情况一一比对,越对比越觉得情况相似,几乎可以确认自己得了抑郁症。

 

接着,她开始在网上找抑郁症要吃哪些药,以及在医院问诊时的注意事项,她还会去网上问哪些医院和医生比较好,他们擅长的方向等等。当她终于开口对母亲说出,想要去看医生时,这个初中女孩已经“做足功课”。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副主任医师罗爱民发现,大部分青少年是主动要求父母陪同走进门诊的。这之中,不少父母对孩子精神问题“视而不见”的程度让他惊讶,“孩子已经发出求救信号了,要求看医生了,很多父母还觉得没什么事,说你想太多了,学习压力太大了,或者认为是青春叛逆等因素造成的,请假休息两天就好,他们会用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王敏仪的父亲最初也不愿带她看医生,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把 iPad 还给她玩,王敏仪将其称为“成人的立场”,即一切青少年的问题都源于电子产品。即便自认做足了功课,王敏仪也不曾觉得成年人愿意放下自己的立场,与她平等交流抑郁的话题。

 

家庭之外,校园也难以提供青少年所需的支持。江帆观察到,抑郁学生对学校常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感觉往往来自同伴、老师无意识的情绪反馈,并共同构成了一种影响着学生的氛围。例如,如果老师谈论社会新闻或抑郁学生时,将抑郁武断归为玻璃心、矫情;学生悲伤或消极不振时,得到的是嘲笑而非被关心,环境中的细节直接影响学生的安全感。“像‘杀鸡儆猴’,当群体中一个人因为表露情绪而被伤害后,其他人也不敢再表露情绪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校园心理干预的一大目标往往是维护校园“稳定”。江帆说,对有抑郁诊断的孩子,学校会特别警惕自杀、自伤的风险,对他们是“严防死守”的,从校领导、教师、心理辅导员一层层压下来,到最后,学生的抑郁诊断代表的“不是更多关爱和温暖,反而是监控和管控”。

 

在现实中找不到自我表达和平等对话机会的青少年,便集聚于社交网络。

 

在潘悦眼中,网上不少抑郁分享者都是和自己一样经历的人,看完后会有一种似乎自己不是那么孤独的感受。休学之后,她以“休学”为关键词,搜索群组加入,她也仿效着别人的做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找伙伴的帖子。

 

确诊之后,王敏仪持续地在社交媒体里分享自己的“抗抑”经过,账户有两千多名关注者。最初,分享令她感到很开心,“原来还是有人会在意你的”,后来她更倾向于把分享和网络交流看作帮助外界理解抑郁学生群体的渠道。

 

社交媒体早已生出不少抑郁话题交流和病友互助群组,有研究者将其理解为一种患者的在线社会支持模式,并划分出三种类别的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陪伴支持,两项针对线上抑郁互助社区的研究都指出,情感和陪伴的支持是更为突出的,其次才是信息性交流。

 

青少年的分享和话题群组,滚动起越来越多的资讯,当抑郁话题和青少年的故事在互联网上不断曝光,会发生什么?

 

二、“玉郁症”流行

 

中国媒体大幅报道抑郁症,大约始于 2005 年,而抑郁症进入中国大众视野,也只是近十余年逐渐发生的事情。对于在这一年份之后出生的中学生来说,抑郁症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而且比起传统媒体,他们更常从网络资讯中认识到抑郁。

 

当王敏仪的情绪莫名低落时,她无法不往抑郁上去想,因为网络上到处都能看到抑郁;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初中生崔婕记得,她对抑郁症最初的印象,即来自网络视频,那时她还不到 10 岁。

 

可是,这种“普及”模式却带来新问题。

 

多名受访的初高中生表示,“抑郁”在同学之间成为一个相互嘲讽,甚至辱骂人的字眼。在诊断出抑郁症之前,潘悦就时常被同学讽刺说,“(看起来)像快死了一样”、“她不爱说话是不是有抑郁”;生活在上海的初三学生陈晓莹提到,同学会拿抑郁开玩笑,例如把抑郁和矫情划等号,还有人把患抑郁说成是“鬼上身”。

 

在学生之间,抑郁既是一个熟悉得可以脱口而出的词,同时又以恶意玩笑的符号存在。对于真正在抑郁中煎熬的学生来说,心里固然不是滋味,更对同学筑起戒备。在中学生受访者的描述中,同学关系似乎远比常人想象的复杂,有初中生把学校描述成“小社会”,同学并不可信。

 

与此同时,王敏仪注意到另一种趋势:一部分的学生把抑郁看作“潮流”,这种趋势自然和社交媒体上有着大量的抑郁内容相关。

 

“(网络内容)不断地让更多人知道(抑郁),一部分人知道后,可以更积极地去就医,一部分人跟着潮流走,甚至把自己往这一方面去逼。”王敏仪说。

 

同样在读初三、患有抑郁症的学生陈晓莹也感觉到,在学生群体中,抑郁症有时会被看成一种“潮流”。陈晓莹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抑郁症科普资料,有时会碰到不是病友,但是觉得抑郁症“很酷”的学生,还有人故意把抑郁症打成“玉郁症”。她还留意到,网上有学生分享如何在医院量表里测出抑郁结果的教程,“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大家对抑郁症表现出非常多的不理解和恶意。”

 

如此情况的背后,是本应承担精神健康和心理科普责任的学校教育的不足。多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受访学生都表示,学校的心理课把重点放在如何高效学习上,却缺乏心理科普。

 

 

 

一名在广东省某高中任职的心理老师透露,中学心理老师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例如有班主任看到学生不交作业,担心他状态不好也会交给心理老师处理,作为非考试科目的老师,还经常要兼顾学校的其他任务,她就兼任了职业生涯规划课。此外,学生自伤、与家人激烈冲突的危机个案在新冠疫情后愈发增多,心理老师的工作越来越像是“救火”,却又因为老师工作量大,学生课业忙,长期的心理干预难以落地。

 

“其实我们(心理老师)本意更多是做心理知识的科普,给学生解决一些发展中的困惑,所以我们主要工作是上课,还有咨询。”她表示这种本意在现实中总是有差距。

 

社会公众往往关心在学生危机个案中的处理,却忽视了学校心理课作为知识科普的基础功能,《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的调查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总体水平较低,达标率仅为 20.4%。

 

从抑郁症到“玉郁症”,如同陈晓莹所言,“潮流”也进一步加深学生们的偏见 —— 以一种玩笑的目光来看待抑郁,认为精神疾病是个别人的矫情,或者想偷懒时的伪装。一体两面的是,患有抑郁的学生也不相信“没有生病”的同学,不少受访者提到,他们不主动寻求同学的帮助是自我保护机制,他们害怕求助反倒会被讥讽为矫情,或者只换来冷漠,哪怕没有经历过实质性的伤害,他们都先主动勾选了不信任。

 

这一局面使得患病学生和同学之间,难以实现同辈互助与支持,反之,他们更乐意在网络上寻找陌生的同龄病友。抑郁症等情感障碍疾病的躯体化症状,往往是未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因而真正能感同身受的就只有病友,有受访者表示,哪怕是生活方式和观点立场截然相反的病友,也能相处融洽,因为大家都是经历过痛苦的人,“基本上得这个病的人,不会是那种没心没肺的,至少知道跟别人相处怎么合适。”

 

不能忽视的是,网络有时就是暴力场所,当抑郁学生们在网上表露心声时,也可能受到攻击,有受访者提到,她曾经被网友质疑“装病”,迫使她要一遍遍自证。

 

然而,网络算法造成的同质化,以及本身的距离感亦可被看作保护。陈晓莹觉得,在网络上看到她分享内容的人,就算不是病友,也多数是对这一议题感兴趣、相对友善的人,虽然有收到过不太好的评论,但毕竟在网络上不会见到对方本人,冲击也相对小。“你看到的只是一段文字的消息,它的影响不像面对面接触到一些恶意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刺激(精神)。”她补充道。

 

三、休学,同学成了难以追赶的人

 

“晚上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灯都关了,看外面灯亮着,孤独、寂寞到家了的那种极致。”丁翰如此描绘休学学生的夜晚,他认为孤独即是常态。

 

19 岁的北京学生丁翰刚刚参加完高考,自高二开学不久,诊断出抑郁后,他三次住院治疗,两次休学,期间上学总是断断续续,学习完全追不上节奏。去年 9 月复学以来,情况也相近,作业不会做,考试成绩太差,精神很快承受不了,算起来真正能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个月,到 11 月下旬,他再次休学和住院。

 

丁翰的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俗称为“躁郁症”,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介绍是,“通常有躁狂期和抑郁期,在两者之间有情绪正常期。”他最直接的感受,则是发病时一直想哭,胸口或者嗓子像堵着、噎着。

 

他很喜欢一款蓝色的玻璃杯,曾经买了五六个同款杯子回家,现在只剩一个,其他全摔碎了,说到这时,他用手在桌子上做了一个推东西的动作,摔东西也是情绪波动时,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控制的主要方式便是吃药。丁翰每天要吃五类药,药物令他嗜睡,使他长胖了 60 斤,可是一旦停药,情绪则是断崖式崩溃。上一次擅自停药的结果是严重发病,最后只能住院调整。还不到 20 岁,他已经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

 

情绪的不稳定、药物的不良反应、对外界过度敏感,这些都是患病学生难以持续留在学校的原因。儿少心理科医生罗爱民则提及,虽然青少年服药治疗后,普遍恢复速度较快,但对于部分患双相情感障碍、或抑郁反复发作的学生,考虑到治疗难度大、恢复周期长,医生也会建议休学治疗。一年前,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发布的《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在 6670 份问卷调查中,有 50% 的抑郁症受访患者是在校学生,其中 41% 曾因抑郁休学。

 

休学听上去像是一个养病和调整的“假期”,但是它并不如描述中轻松。十几岁还处于成长阶段,休学相当于把他们从常规化的成长轨道中摘离,按下暂停键,可是外界的一切都照着原样往前,同学依旧上课、升学。这也是多数学生无法真的把休学看作一个长假期的原因,他们不想落下功课,更担心复学后无法适应,再也做不回从前的自己。

 

崔婕还记得她在小学同学聚会中,那种被抛离的感觉,“他们在上初二,感觉已经很大了,我自己感觉有一点幼稚。”

 

处在同龄的旧同学中,崔婕自觉像个小学生,休学使得她被留在了初一,学习内容和生活都跟别人不同,聊天也谈不到一块。然而,小学时候的崔婕却是同学羡慕的对象,学陶艺、舞蹈、滑冰,参加各式各样的兴趣班,现在她感叹旧同学成了难以追赶的一群人,落差感自然更大了。

 

这种状态也带来孤独感。崔婕和丁翰原本在学校里也不是爱交朋友的学生,可是休学之后,那种做任何事情都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感觉,还是令他们很寂寞。

 

 

 

白天时,丁翰有时会一个人去搭公交,看着窗外的风景,戴着耳机听歌,这时候就算没人陪,也不觉得孤独。但是一到晚上,他独自坐在房间里,身边一切都变得了无生气,他的排解不外乎抽烟喝酒,在网上找人一起打连线游戏,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

 

“没有人来找我主动聊天,我也没有女朋友,可能会有人关心我,但是他们不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这方面父母完全帮不到我。”丁翰讲着这些夜晚的感觉。

 

年纪更小的崔婕,则连白天都要把自己“隔离”。她生活在安徽的一座小城市里,只有 13 岁的她,在白天 —— 普通学生正在上课的时间段 —— 到处活动是一件很惹眼的事情,不管是认识的邻居还是陌生的店铺老板,他们都会问:“你为什么不去上课?”

 

因病休学是崔婕的标配答案,她既不想解释抑郁,也不想撒谎。休学之后,她最难接受的是别人的目光,她根本不想回答那些为什么不上学的问题,可是当对方问出口后,还是小孩子的她又无法拒绝回答。所以在近一年的休学时间里,她尽可能地不在工作日出门,白天里能作伴的,就只有她养的仓鼠、兔子和小猫。

 

刚刚开始休学的潘悦也有同样的困扰,她很少出门,连拿快递都不敢。“我会害怕出门被别人好奇的眼光看着,因为休学了,我在家里面,别人都在上学。”潘悦说道。

 

与孤独相对应的,则是陪伴的需求。潘悦休学不久,就开始在网上寻找休学互助群,也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情况,想找到同样休学的伙伴。

 

她进了一个休学互助群,群里的互助模式很简单,每天有人想一起学习时,大家都打开摄像头或者开语音电话,然后各自写作业、自习。她也和线上认识的休学朋友一起运动打卡,每天给对方发一张图片,证明自己跑步。

 

丁翰此前也受到朋友经历的启发,也加入过相似的群组。丁翰的朋友在读高三时,因为压力而抑郁,他有一个帮助群,每天群里大家一起喊他起床上学,晚上也聊天。丁翰觉得这是可行的互助模式,也加入了一个群,但是他进入的群比较冷清,没有起到作用。潘悦也感觉到,随着有的群友重新回到学校,群里的氛围也会慢慢冷下来。

 

“我觉得这种模式还是挺好,而且只要有人来做,这个事就不会不可行。”丁翰始终认为,学生互助群组仍是可行的模式。

 

在丁翰看来,能提供专业帮助的人一定是少数的,但共情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我甚至都不需要有一些实际性的建议,一个正常的交流,双方都并不感觉到难受的交流,聊完之后情绪不会恶化,对于这些(抑郁症)病人都已经是很好的帮助了。我想很多病人并不会有特别广的社交圈,所以说说日常,平时讨论一下,我觉得就挺好的。”

 

四、“人生都一样”

 

2021 年的夏天,14 岁的陈晓莹决定做一个社交媒体上的抑郁症科普博主,并在两个月积累了超过 1000 个关注者,她在分享中写道:“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开心,都可以找我来倾诉。”

 

彼时陈晓莹还在休学,经过几个月的抑郁症治疗后,状态正在逐渐恢复。她想起了刚确诊抑郁症时,看了一部名为《疗愈心中的伤口》的日剧,剧中主角是一名心理医生,在阪神大地震后,同是灾民的主角协助居民处理心理创伤,她随之生出了一个想法,自己作为患者,或许也能帮助别人。

 

与一般的同龄人相比,陈晓莹确实拥有更多助人的条件,她生活在精神卫生资源丰富的上海,曾经参加过当地大学组织的心理健康项目,从而知道如何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

 

在社交媒体中,陈晓莹一部分分享是实用性的内容,例如“如何给抑郁症患者关怀”“被朋友孤立怎样办”;另一部分则是休学的日常生活,包括自学的经过、到医院复诊等等。陈晓莹还特地做了一份计划,使得分享过程能像完成任务目标一样去做,也有助于休学时保持好的精神状态。

 

2021 年 9 月复学之后,陈晓莹曾经想过在学校广播站做一期抑郁症科普 —— 广播站每个周五的午饭时间都会开放给学生做主题分享。她注意到,原本同年级里还有七八个同学也因抑郁休过学,有的同学复学后融入并不好。患病之后,她更会主动观察同学的心理状态,如果留意到同学状态有不对劲,就会主动去和他们聊天。

 

有一段时间, 陈晓莹的一个同学月考成绩下滑了七八十名,老师问起时,同学讲述在考场上耳鸣什么都听不到,还有一直失眠和头痛。听到这些,陈晓莹的第一反应是,同学描述的躯体反应和自己的抑郁症状相似,之后更主动关心和鼓励他,“这是一个求救的信号,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办法察觉到。”

 

“你想去帮助别人,可能是因为看到别人的困境,你曾经也有这样的困境。所以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更想帮助的是你自己。”这是医生曾经跟陈晓莹说过的一句话,她也深以为然。网上分享也是她收获力量和学习助人的过程,患病之后,她萌生出长大后要成为精神科医生的志愿。

 

 

 

丁翰也是在患病后,想在大学里修读心理系,但是他对未来并不如陈晓莹有信心,“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比如说学心理,我想当咨询师,有病当得了吗?当不了,没这个能力…….”

 

坐在椅子上,丁翰时常会陷入幻想,一晃神就是几十分钟,幻想实在太频繁了,他将其理解为一种疾病的症状。他缓缓地说起脑海里的情景:“想着如果自己是一个正常人,会上大学,在大学里踢球,学心理系……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是离我太远了,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找,我就找了一条比较能帮助别人的,比如学心理学。”

 

当他说完之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想象中的未来距离太远了,甚至它只是短期里有意义 —— 就算达成了目标,长时间之后,人可能又回到灰色的、麻木而低落的状态里。

 

人生的意义,是很多名受访者提到的词,对于陈晓莹和丁翰来说,助人的欲望正是在回应生命意义的问题。

 

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当时还只有 14 岁的陈晓莹也总是在问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一种虚无感,”陈晓莹知道,好些同龄的病友也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到了中年,才体会到这样一种虚无感,但是对于现在一些学生来说,初中高中就感受到了,年龄实在是太小,没有办法和这样一种虚无对抗,就会感到很困惑,并且很痛苦。”

 

13 岁的崔婕也有相近的感受,她觉得除了少数特别优秀的人,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一个路子,看不出特别的意义,甚至感到人生无望,“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子,然后中年被裁员,感觉所有人都一样。”

 

在谈及很多话题时,崔婕在用词和语气都有超于其年纪的成熟和平静,唯独谈到她长大后的梦想时,才表露出一种学生气,她喜欢画画,想到央美上学,以后做美术家。可是考高中、大学能成为短期的目标,却改变不了她对于“人生都一样”的感受。

 

五、如果你试图帮助“网络一代”

 

基于社交网络的互助,能在多大程度帮抑郁青少年走出困境?近几年来,研究者尝试探讨其中的关系,但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甚至充满争论:

 

墨尔本大学一项研究肯定“数字支持”的积极意义,并建议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推广线上支持小组;悉尼大学一项针对 14 – 24 岁的年轻人的研究发现,在一年的研究跟踪期间,他们自杀意念的增加与其参与线上支持小组有关;京都大学公卫学院研究者提出,在线上社群中,受其他成员负面言论的影响,一些参与者感到了负担,抑郁程度不减反增。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学者在一项综述中谨慎提示,目前,几乎所有试图勾勒社交网络对青少年抑郁之正负影响的研究,都是相关性研究,不太可能具有临床或实际意义。

 

在江帆看来,各类抑郁互助群组的“原型”,可追溯至上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 AA 小组(匿名酗酒者互助会):有相似经历的人共同聚集到一起,分享当事者的经验。“当你知道对方也得过抑郁症,也在经历相似的情绪困扰时,你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自然就提升了,也更愿意去表达。而当你开始表达时,就等于主动把手伸出去,让人家也可以来抓住你的手。”她说,“信任感、安全感,这是同伴支持能够起作用的最底层机制。”

 

不过,和酗酒、饮食障碍等不同,抑郁的症状和成因高度差异化,难免影响同伴支持的效果:“抑郁个性化的部分更多,有人抑郁可能是学业上的;有人和原生家庭有关;有人或许受到存在层面的困扰,不知道人生有何意义,他们之间会更难联结。”江帆说。

 

网络互助社群的另一重复杂性,则是线上社交平台本身的特殊性。

 

有研究强调,社交网络能带来包括社会化、归属感、自尊、沟通和学习等潜在的心理健康益处,并有助于识别高危人群,及时干预;与之同时,社交平台伴随着网络欺凌、骚扰、色情短信、隐私问题等多重风险,有研究指出在社交平台上花费更多时间的青少年,报告抑郁症的比率明显更高。

 

长期关注精神健康议题的社工小卡,就遇到过网络骚扰,当时她还是大学生,尝试在 B 站做心理 UP 主,一名自称患有抑郁症的男性网友反复骚扰她,迫使小卡最终注销了账号。此外,网络留言和私信有时会出现敌意或过度依赖的倾向,也使她倍感压力。

 

小卡提到,那些勇敢在网络上分享自身抑郁经历、或尝试开展抑郁科普的博主,常常也需要支持和疏导。早前,小卡所在的心理援助群组里,有科普 UP 主因长期面对大量求助私信,陷入到应激的精神状态中,最后要找心理咨询师疏解。“回了私信,你自己痛苦,不回,又怕对方真的走了(自杀)。”小卡形容,“就像被迫进入了道德两难。”

 

尝试用抑郁科普助人的陈晓莹也意识到,如果和网友、同学不保持一定距离,对方很可能过度依赖自己,这并非她作为一个 16 岁的中学生能够应对的。她给自己划定了一个界线:没有力量去“解救”和改变别人,只能做一些分享。

 

社交网络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关系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的一项共识是,作为互联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对网络的适应、使用和接纳程度,已远不同于试图“治疗”他们的成年人。当人格振荡的青春期与信息纷繁的虚拟世界交织,若难以从家人、朋友、师长获取足够支持,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转向网络是自然之事。

 

相比起前述的个人 UP 主,小卡认为专业的社工、精神健康组织可以主动贴近网络互助的模式。“你不能等着他们来寻求帮助,你要走到他们面前去。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做网络外展,做到 B 站、贴吧去,去丰富内容生态。”她以近年爆红的虚拟主播为例,“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做一个以高度共情为特征的虚拟主播?当你以青少年更接受的形式出现时,他们对你的信任度天然就会更高。”

 

她同时注意到,现有各类公益性的心理支持项目,仍重点聚焦于社区化的线下活动,线上的角度还没有被重视起来。“对于青少年网络互助中的参与者,(专业工作者)有没有可能给到一些建议,把互助中常见的困难罗列出来,给一些常见的应对技巧?”小卡补充说。

 

接受青少年是“网络一代”的事实,厘清不同类型和网络行为和互助形式的利弊,再思考未来干预方向,这是受访的专业工作者的共识。

 

肯定线上互助意义的同时,江帆仍然希望青少年能在现实中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与同伴关系,“很多来访的青少年,对他们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现实中的关系的疗愈。比如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得到他人的爱。在我有限的临床经验里,线下关系能带来更深的疗愈。”

 

‍文中的中学生受访者均为化名,小卡为常用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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